序言
安全底线
说实话，对中央电视台我是既恨又爱。恨他，有能耐就多去曝贪官污吏的光嘛，为何只盯着制假的小鬼死死不放。爱他，一次次揭开食品行业质量黑幕，促使行业越来越关注安全与质量。
面对黑幕，作为食品行业的一员，我感到羞耻，也让我看到了行业的孱弱，如此制假卖假，投机钻营，不注重产品质量，没有行业规范，一个行业的前途堪忧啊！
“民以食为天”，食品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安全与质量就是消费者的生命，同时也是食品行业的生命。生命是不容践踏的！
所以对制假卖假者，对投机钻营不注重产品质量者而言，“不安全，毋宁死”绝不是一句警言，而是提前敲响的丧钟。而对整个食品行业来说，树立“不安全，毋宁死”的观念，只是重建生存的最低底线而已。
81.4%安全值 有多高？
据近期上海明略咨询策划有限公司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重庆、成都7个城市的多段随机调查显示：23.3％的人认为市场上出售的食品非常安全，21.3％ 的人认为比较安全，31.6％的人认为目前市场流通的食品安全度一般，这些人占总调查人数的76.2％，另有21.3%的人表示担心，只有 2.5%的人认为现在食品非常不安全。
5月24日，在京举行的“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有关人士表示：2004年第一季度在全国范围内抽查的9大种食品中，抽样合格率为81.4%。
这些数据显示，普通老百姓对于多数食品是可以信任的。但正是这余下的18.6％不合格产品，它谋杀了阜阳的孩子，牵动了媒体的视线，震动了全社会。
实际上，正规的食品企业，把食品安全都是放到首位的，这也是很多外行还不敢贸然进入这一领域的原因。记者是学工业分析的，曾供职的单位是做淀粉化工产品的，对于淀粉食品我们是有技术能力的，但最终单位放弃了食品业务，就是因为公司上上下下都认为“食品从口入，万一出现产品不安全问题，将导致倾家荡产”。
因此，想在食品行业站住脚的企业走正道的非常多，他们生产的产品实际上也是能让消费者放心的，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绝大部分产品值得人们信任，也是安全的。
81.4%让人欣慰，也让人担忧——什么时候那剩余的18.6%可以变为合格？要知道，哪怕是只有1%的不合格都会对消费者产生伤害。对于这一点我们这个行业的厂、商是非常清楚的。
作为一个食品行业的专业媒体，我们有必要针对还在制造或想要制造“18.6％”的人提一个问题：“到底是想做生意还是想坐牢”。
做生意还是坐牢底？
逆势而行非常危险
阜阳毒奶粉事件已告一段落，它的结局是“在国务院调查组的统一组织下，阜阳市对制售劣质奶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进行了严厉打击。刑事拘留47人，留置审查59人，宣布正式逮捕31人，依法传讯203人”(摘自新华社5月16日消息)。可以预见，这些人中将有很多人要在监狱里度过他们生命中一段很长的时间。
而北京等地的食品安全办公室也开始加大了对问题食品的封杀力度。5月21日《中国消费者报》报道称：“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下达了封杀令。责令全市食品经营者停止购进、销售北京扬子江商贸有限公司等16家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产品，同品牌的食品不分批次退出首都市场。”这一张逐客令，使这16家企业的47种商品像污痕一样从首都市场抹去了。
对于食品行业的厂家、经销商，也许在利益面前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想要做生意还是坐牢底？
商人是趋利的！这是我们无需回避的问题，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旦无道，将是很危险的事情。现在代理多家知名产品的昆明经销商张总在记者的采访中曾坦言：“十年前，我也曾做过假冒伪劣。但那时是刚刚过了物质匮乏的时代，全社会都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产品质量，尤其是食品质量。如果在今天，还要去做假冒伪劣，你不仅选错了事业方向，而且你将遭到同行的鄙视，你随时都可能成为工商部门的打击对象。走正规的商业道路，已是大势所趋，逆势而行非常危险。”
“阜阳奶粉事件，也给我们做流通销售的企业敲响了警钟。做流通的经历都差不多，最开始都是跟客户一家一家地非常艰难的洽谈，然后亲自登三轮车送货走过来的。把企业发展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是非常不容易的。像他们这样，一下从老板变成阶下囚，不仅企业毁了，整个人和家庭都毁了，实在得不偿失。”做金六福酒的姚总叹息着说。
调整自己的利益砝码
初看“做生意还是坐牢底”这个命题，像是在回答“生存还是毁灭”这样的哲学命题；同时也像是考验我们对良知和金钱的取舍。有人把类似于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归结为涉案人员良知的泯灭，而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良知这样的道德问题，而“做生意还是坐牢底”是对利益非正确把握的选择。
大多数人做事情（尤其是商人），都有过对利益的权衡问题，其中也包括对道德的权衡。据调查，对一个批发商而言，同样是一袋奶粉，正规厂家的产品利润如果有5角，那么一袋存在不同问题的奶粉则可能高达4到5元，这样的利润空间无疑对经销商有着很大吸引力。由于以前没有出现过大范围因食品置人死地的案例（或许有但媒体鲜有报道），当经销商在决定是否做这样一个产品时，自然会缩小其可能对自身企业经营带来的危害性，存在很多的侥幸心理。于是在权衡利弊的天平上，因为危险砝码太轻，利润砝码自然占据上峰。如果拿“做生意还是坐牢底”这个命题来问所有的食品行业从业者，得到的答案大多不会是想坐牢底吧。
而现在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当时对利益的非准确把握。如果不想坐牢底，就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利益天平，因为个人是渺小的，在社会已经强烈关注食品安全的大势下，任何心存侥幸的行为都只能是螳臂挡车。
谁为食品行业设防？
如果说，查处阜阳奶粉事件的涉案人员，是对行业问题的一次治理的话，那么要使食品行业长期安全的发展下去，不再遭受到类似的安全信任危机，我们必然要找到食品行业的防线。我们的防线在哪里？
政府的防线
对于前段时间，许多媒体对问题食品接近“恐怖和煽情”的、连篇累牍的报道，作为食品行业的一分子，我是十分反感的。因为仔细看完这些报道，很难找到新的有建设性意见的东西，更多的是人云亦云，只是媒体的一种炒作方式而已。但5月下旬开始的关于“食品安全整治”报道，我收集了一大摞堆积在我的案头，在这些报道中我看到了希望。
“5月2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全国整规办、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海关总署、北京市政府联合举行‘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强调强化食品监督、确保食品安全要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这样的声音让人们感觉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逐步改变目前的问题。
专访卫生部
为了把这样的力量放大给全行业看，本刊派出记者岳蕾到北京采访相关部门。
时间：6月14日下午3时
地点：北京西直门国家卫生部大楼
采访对象：张玲萍，国家卫生部食品化妆品监督管理处副处长
记者（以下简称记）：张处长，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最近一段时间，食品行业内警报不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这些不安全因素在整个食品行业中所占的比重究竟有多大？
张玲萍（以下简称张）： 实际上，卫生部每年都会进行产品检测，这需要从相关渠道收集几万个数据，来监控整个食品行业生产经营的全面情况，从数据上来看，整个食品的卫生状况正在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去年我们抽查的合格率为88%。当然，这其中也还有12%的产品不合格，但这种情况，无论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都会存在的。
现在媒体普遍关注的是“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问题，而忽视了行业中那些合格企业的利益。比如前段时间发生的“龙口粉丝”事件，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一家企业不法生产的情况，实际上当地另外还有24家企业，都属于合格企业，其粉丝也都在出口，但就因为媒体的报道，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对龙口粉丝的不信任，给这些合格企业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记：作为卫生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加强对整个食品行业的管理和监督呢？
张：从去年8月起，国家卫生部正式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食品安全行动计划”。该计划是国家卫生部在总结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而制定的，它将用于指导今后5年我国的食品安全工作。它包括五大部分：制（修）订食品卫生法规和标准；完善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健全食品企业自身管理模式和卫生监督模式；加强食品安全监督、检验能力建设；面向社会开展食品安全行动计划的宣传活动。
记：为什么要出台这么一个计划？它将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张：食品卫生监管实际上是一个科学管理过程，它是一整套模式，而不是说单纯今天一个曝光，明天一个曝光就能管好的。做食品管理，要做好三个方面：首先，要了解目前有哪些对人体有危害的因素，做出危害评估；然后，针对这些可能的有害因素制定相应的标准；最后，要把制定出来的标准让企业实施、消费者知道，这也涉及到一个执法的过程。我们的“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就是按照这个模式制定出来的，它是一个规范管理、科学管理的模式，它把我们近五年要做的事情系统化地罗列出来。
目前，我们已成立了几个专门的工作小组：有针对法规的、针对标准的、针对宣传教育的、针对监测的等。我们的这个计划有一个总目标：为保障消费者健康，促进食品贸易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法律和标准保障；有利于充分了解我国食品污染的现状，控制食源性疾病和突发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有利于加大对食品企业监管力度，提高企业自身管理能力，最终保证食品产品的安全；有利于提高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和基层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检验机构的执法水平和监测水平；有利于扩大我国食品的对外贸易，增加出口收入。
多头管理有待解决
要解决一个带有全社会性质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看到政府的相关制度。可以说，目前关于食品行业的相关法规不是没有，那为什么会频频出现被大众媒体形容为“食品毒瘤”的问题呢？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广东省食品学会副理事长陈永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首要原因在于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太多，都负责也都负不了责。”而某报署名为韩小康的“食评”更是犀利，他们认为：“我们国家食品历来是多重标准、多重执法、多重管理，你管卫生、我管生产，你管市场、我管原料。由于责出多门，结果是有成绩大家上，出了问题大家推，美其名曰‘各负其责’。因此，多次食品安全事件都是把制假售假者惩处了事，很难看到有哪个领导人、哪个部门承担了责任。食品安全也应该实行一把手责任制，因为人命关天。如果一个地区食品安全出了大问题，就拿一把手开刀，你看还有没有人敢拿食品安全掉以轻心，你看哪个职能部门还敢扯皮！”
一把手负责制度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如今一把手制度主要针对防火、工伤等安全事故，估计立刻要一把手们为此负责，他们会被淹没在企业里、市场上，因为这个数量太大。因此，我们还是只能把政府这一层面的希望寄托在上面都已经提到的各大部门，寄托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简称FDA）的调节作用上，切实把执法落到一线。
从几大部门近期刚刚发布的“2008年我国将建立起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基本框架”这样的信息中，我们看到了政府民生政策的又一个版本。
行业的防线
在武侠剧里，清理门户几乎都是要排除异己，必是反面人物所为。也许正是这种传统的包容和退让的儒家思想，让我们的优势企业一次又一次地“心慈手软”，对市场上“宵小”放任自流而不予理会。
不作为要付出代价
在《糖酒快讯》杂志2004年第12期上，著名葡萄酒记者李焕锐针对当年关于“社会对山葡萄酒的质疑到通化葡萄酒事件”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笔调描述道：“山葡萄酒企业集体失语，没有一个企业站出来反驳这种言论。或许山葡萄酒多数企业也是作坊式的小企业，抱着做一把是一把的心态，只要还没有实质上影响到他们的生存，他们就得过且过。作为通化股份、长白山、雪兰山等大企业，或许本身就是因为周边的小企业影响了他们的生意，认为可以借机清理山葡萄酒市场，所以他们也不做声了。三四年后，这些企业要为当年的不作为付出沉重的代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2004年春的成都糖酒会，山葡萄酒已难觅踪影。”
这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案例的结局也将成为很多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企业将要面对的结果。实际上，今年被曝光的几大产业，如粉丝、泡菜、奶粉，为什么正规大企业不能站出来告诉不明真相的消费者什么是假的？不作为的代价就是我的同事说“要到香港去买奶粉”，他的邻居把给孩子吃的“三鹿”换成了“美赞臣”。可以肯定他们这类较真的人，是不会再看好“完达山”、“伊利”这样质量不错的国产奶粉了。
“茅台都是假酒了？”
5月上旬，记者到山东参加一个会议，与山东L市和贵州R市的两位副市长共进晚餐。席间，主人拿出一瓶茅台镇产的xx酒招待客人。一桌的客人为了表示对主人的谢意，纷纷说：“茅台都出好酒。”说得我旁边的贵州R市副市长一脸笑容。可就坐在这位贵州市副市长旁边的山东L市副市长却说：“我很久不喝茅台酒了，他们说现在茅台酒都是假的。”此刻，只见贵州来的那位副市长一脸愕然，他惊讶而急切地问道：“谁说的茅台都是假酒啊？”
席间的情况，我是记忆犹新。因为那以后，贵州R市的副市长一直找我打听，他想从媒体的渠道听到“茅台到底怎么了？茅台镇到底怎么了？”……茅台肯定不都是假酒，但茅台却为假酒所困，茅台镇的招牌正在被一群三教九流蚕食，它的号召力正在下降。因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说茅台都是假酒无足轻重，而一个副市长居然也是这样的认识，就值得深思了。而对茅台股份来讲，还有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保护好茅台镇这块招牌，如果连茅台镇这块招牌都被消费者否定了，茅台焉附？
在良莠不齐的田里，“莠”盖了“良”的情况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件多次发生之后，优势企业们不应再对这些“宵小”型企业放任自流，而是要主动出击。
远离防线
或许就是为了节约成本，就用了低劣的原料；或许因为技术、工艺不过关，产品质量就时好时坏。企业意志和人为因素将使这些企业在危险的边缘徘徊。
对这类企业很难说什么！因为其自身的能力就决定了它的技术只能这样，他的保质期只能这么短。
如果对这类企业还要说点什么，除了建议其赶快引进资金、进行技术提升、不要妄图用低劣原料来换取利润外，要给其讲道德、诚信这类“劝世文”是徒劳的。
只想在此提醒一点：还想继续蒙混经销商、蒙骗消费者的企业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因为正规产品如过江之鲫，正愁找不到猛料的记者们如警犬般敏锐，同时想有所作为的官员们肯定也要拿这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人开刀……
治世纪已经来临
社会的发展总是由乱而治。独创一派也好，模仿也好，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生产、销售那“18.6％不合格产品”的企业，无疑将逐渐感到寒从脚起，然后从腿一路寒到背心，最后在极度寒冷中死去。当国务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等部门频频发布针对食品安全的文件、组织实施活动，开始“大动干戈”的时候，社会学家们、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走向了“治世纪”。
政府更“民生”
从近期出台的包括“三农”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来看，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言，本届政府更看重“民生”。而对那些危害民生利益的事件，查处力度是空前的。中石油的总经理马富才因为川东井喷而下课；四川青白江化工总厂因污染问题导致高层纷纷落马；杀人奶粉横行的阜阳有关官员也受到查处；就连因被骂了一句而关押民妇的陕西某地公安局长也被撤职。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如果食品行业再出现第二个“阜阳事件”，政府会进一步落实“民生政策”而一查到底！
有消息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海关总署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以改善食品安全信用环境，培育食品安全信用意识，规范食品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和食品市场秩序，全面提高食品安全水平为目的，以加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建设为核心，通过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综合抓好食品安全制度规范、管理服务系统与运行机制建设，从2004年至2008年，通过5年的建设，逐步建立起我国食品安全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据介绍，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食品安全信用管理体制、食品安全信用标准制度、食品安全信用信息征集制度、食品安全信用评价制度、完善食品安全信用披露制度和食品安全信用奖惩制度等6个方面。
食品安全信用信息来源于政府、行业和社会3个方面。政府信息主要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基础监管信息，行业信息包括行业协会的评价等，社会信息包括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信息、信用调查机构的调查报告、认证机构的认证情况、消费者的投诉情况等。
为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通过努力，不断提高食品安全信用水平，结合目前社会信用等级建设情况，原则上确立食品安全信用从高到低划分为A、B、C、D四级制。根据信用等级状况，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实行分类监管。对长期守法诚信企业要给予宣传、支持和表彰，如在年检、抽检、报关等方面给予便利，建立长效保护和激励机制。
对严重违反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制假售假等严重失信的企业，实行重点监管，可采用信用提示、警示、公示，取消市场准入、限期召回商品及其他行政处罚方式进行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政府对食品安全做出的这一系列反应，我们不难看出政府的监管力度正在加强。一旦这些政策执行到位，那18.6％的不合格企业将更难有容身之地。
制假死路一条
前面提到过的上海明略市场策划咨询有限公司调查数量显示，40.3％的受访者重视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35.4％的受访者比较重视，两者合计75.7％；另外11.0％的人表示一般，5.0％的人非常不重视。一方面，绝大部分消费者开始把食品安全放在了重要位置。从现在普通老百姓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大趋势下，消费者对食品的选择度已逐渐游刃有余（农村地区还存在差距），人们对假货的需求正在降低。
另一个方面，由于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制造业的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要完全制假的成本未必就比正宗产品生产成本低多少。比如，国窖1573酒引入了和移动通讯公司合作的防伪电码，而现在五粮液说要投资3个亿来做包装进行防伪，假冒者代价也是无法估算的。而那些低成本的假冒产品，会因为本身的粗陋而成为消费者抛弃的劣品，失去市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想靠制假或售假得到丰厚利润将是死路一条。
媒体把曝光当成工作
中国媒体数量近年在不断攀升，其自由度越来越高，他们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紧张。媒体做什么？媒体只能靠做新闻和资讯来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眼球而生存，而关系身家性命的食品自然是媒体不会放过的好题材。
从这半年，上至央视下到地方小报，对杀人奶粉等问题食品的围追堵截就能看出，目前的媒体，尤其是大众媒体不是怕曝光，而是愁找不到曝光的题材，甚至会把一个芝麻大的问题变成一个西瓜大的问题。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南山奶粉和三鹿奶粉在上次的阜阳奶粉事件中就是如此。（注：在阜阳市工商局公布的不合格产品名单出现了这两个企业，前者是因为水分不合格问题上榜，合格后工商局给予正名了。但是四川某大报却引用了当时的那张不合格名单，导致南山奶粉成都遇险、销量下滑。而三鹿因为假冒三鹿的问题，被媒体曝光。虽最后也被工商局正名了，但是其市场影响永远无法弥补。）
因此，如果哪个有问题的企业碰上了这些媒体，你就是被痛打的落水狗，不被媒体打得没了趣味是不会被放过的。
消费者更关注自我健康
2003年春天的“非典”，人们在对病毒的惊恐中开始前所未有地关注起自己的健康问题，而身体健康的第一要素就是吃的健康。
上海明略市场策划咨询有限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为了买到放心食品，中型超市、大卖场的中选率为31.5％，食品商店为21.5%，便利店为18.3％，菜市场的中选率为11.3％。就连已经习惯一辈子在菜市场买菜或者买其它食物的老太太们都开始走向大卖场。记者所住的小区外，每天都能看到从大卖场免费购物班车下来，手里拎着青菜、萝卜等各种食物和日用品的老太太。
因为各种不安全食品的曝光和疾病对人类的危害，普通消费者已开始寻求更有安全保障的产品。相比较而言，这些正规的大店会因为本身信誉好和有关部门定期抽检而被信任程度较高。在这样一种消费者健康意识不断被强化的前提下，他们走向所谓的大卖场、商店购物，而供应商进入这些卖场要经过的程序是复杂的。据成都人民商场采购科的刘先生介绍：“入场需要供应商提供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技术监督局的企业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商品条码证、商标注册证明等等相关证件，一般的假冒伪劣将很难在正规市场里立住脚。”
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高，假冒伪劣等问题食品将很难流通并最终失去生存空间。
国际的力量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短处
6月19日，央视的一则新闻报道说：“我国申请出口的食品产品因为标准问题，新近申报的200多家企业只有16家顺利通过，其余的要整改后再申报。”相信这200多家已经到有关部门送审的企业都是正规企业，其产品质量也是合格产品。但正是这样的合格产品却在迈出国门前，被拦了回来。
由于不同国家执行的食品标准不同，再加上我国的食品工业相对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发展滞后，在相关指标的要求上存在差异，甚至我国对一些指标缺乏控制。很多食品的国标也仅限于对有毒有害物质的监控，对于各种营养成分是否达标，控制得不是太严格。
但随着WTO的逐渐深入，国外食品开始涌入，普通老百姓也并非完全没有鉴别能力。在这样一种强烈的内外对比下，就是目前一般合格产品到时候在一些指标上都会捉襟见肘，更何况那些还准备靠假冒伪劣来生存的问题产品。
后工业时代迫使我们先标准化
“后工业时代”如今也算一个较为时髦的词。相对于工业时代的规模化批量生产，后工业时代，更多地体现出信息时代的特征，独立思考和信息传播使得个性化思想的精确快速沟通成为现实，消费者可参与产品研发过程，供应商与消费者一同创造产品成为时代的特征。后工业时代的产品也是个性化的，但是在标准化基础上的个性化，具有可复制性。
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对于食品行业来说，判定后工业时代已经为时不远应该相对准确，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健康地享用食物，食物不再是仅仅为了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不管后工业时代已经到来还是将要到来，正如其定义中说讲的那样是在“标准化基础上的个性化”。这就要求每一个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制造者必须先学会标准化、正规化。这是在后工业时代的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那些正在制造不合格产品或正游走在不合格产品边缘的厂家，如果跟不上这个步伐将很难立足。
在记者发稿前，刚得到《现代金报》消息：福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温华铭（福鼎也是媒体报道和有关部门查处的劣质奶粉的灾区之一）在单位上吊自杀！其家属称其因受不了“害婴事件”带来的社会压力而自杀。对不安全食品负有责任的官员尚且如此，不安全食品的始作俑者——生产者和销售者还能逍遥法外吗？
有良知的人，能把握时局的人，或许此刻想得更多的是“在利益面前，风物长宜放眼量”。
摘自：北方食品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