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艺术园地上，繁花似锦，万紫千红。中国各族穆斯林的文学之花，则以其独特的色泽和芳香，成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美不胜收的珍品。
(一)中国穆斯林的文学成就
中国穆斯林的文学成就，可分为三大类：作家所写的书面文学、民间流传的文学、翻译文学。
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学者、文学家、诗人，蜚声于文坛者，英才辈出，代不乏人。其中如10世纪的李{王旬}、李舜{王玄}兄妹，11世纪的尤素甫?哈斯?哈吉甫，12至16世纪中叶的阿合买提?玉格乃克、萨都刺、蒲寿成、丁鹤年、李贽、锁懋坚、鲁特菲、赛卡克、纳沃依、阿布都拉合曼?加米，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丁澎、沙琛、马之龙、萨大滋、翟里力、阿布都热衣木?尼扎里、毛拉毕拉勒、吐尔杜希、赫孜尔、唐加勒克?焦勒德、黎?木台里甫等人，他们都有传世佳作。有许多作品，无论在本民族、在中国、在世界的文学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如回族萨都刺的诗词《雁门集》，李贽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维吾尔族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尔智慧》、阿合买提?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阿布都热衣木?尼扎里的《热碧亚与赛丁》、塔吉克族阿布都拉合曼?加米的长诗和散文、哈萨克族赫孜尔的《萨里哈与萨曼》，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品。
几乎每个穆斯林民族都流传着许多民歌、故事、传说、寓言、童话、笑话、叙事诗、英雄史诗、格言、谚语、谒后语、谜语等。它们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是探求各族穆斯林的历史发展、经济生活、文化源流、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的宝库。在这座宝库中，洗如烟海的民歌，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幽默风趣的笑话，规模宏伟的英雄史诗和民间叙事诗，尤其引人注目。
民歌，以西北地区回回、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的花儿、小调、宴席曲、撒拉曲、劳动号子、儿歌以及云南回族的唱调子、猜调最为著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花儿。花儿，又称“野曲”。具有高亢、优美、悠扬动听的特点，善于用比兴手法，抒发丰富的感情，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深受西北各族人民群众的喜爱。临夏回族自治州，旧称河州，是公认的花儿故乡。在这里，花儿深刻地反映着社会生活，扎根在人民群众的沃土中，流传在各族穆斯林的口头上，犹如璀璨夺目的万顷波光，紧紧地伴随着历史的长河，闪耀在伟大祖国音乐文化的巨流之中。近年来，临夏回族自治州歌舞剧团在传统花儿的基础上，推出极富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花儿剧《花海雪冤》，一举成功，荣获1985年甘肃省戏剧调演特别奖，为中国戏剧舞台又增加了一个新品种。除西北地区的花儿外，云南回族人民喜闻乐见的猜调也是民歌中的佼佼者。这种猜调语言通俗活泼，生活气息浓厚，想象力丰富，余味深长，朗朗上口。一曲《小乖乖》，经歌唱家们的整理和演唱，早在50年代即已风靡全国，烩炙人口。
各族穆斯林的民间故事，内容极其丰富。仅以回族民间故事而言，有从《古兰经》中脱胎演义出来的《人祖阿旦和女娲的传说》、《尔里的奇遇》，有反映回族来源的《回回的来历》、《回族结婚时追马的来历》，有歌颂本族英雄、学者的《杜文秀的故事》、《赛典赤的故事》、《郑和的故事》、《王岱舆盘道》、《一字师》，有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插龙牌》、《金牛》、《斩蟒巴巴》，有歌颂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牛钻山》、《压眉毛》，有嘲讽贪婪、吝啬、懒惰、自以为是等人物的《懒媳妇》、《两上阿訇讲学》，有反映人民善良、敦厚等品德的《水淌花红》、《康熙爷吃窝窝》，有关于地方风物传说的《六盘山为舍药材多》、《铜牛搬家》、《纳家营的来历》，还有在云南回民中广为流传的《小神子的故事》和各种动物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表现了穆斯林的伦理道德观念、善恶是非标准、风俗习惯及其来由，洋溢着深郁的民族风格。
在新疆突厥语民族穆斯林中，笑话流传甚广，如《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毛拉则丁的故事》、《赛来依恰坎的故事》、《考加?纳斯尔的故事》、《阿勒达尔?科沙的故事》、《吉林谢的故事》，都是颇受各族人民喜爱的。这类故事短小精悍，幽默风趣。它们的主人公聪明机智，身分地位可以千变万化，从百姓到王公大巨，从商人到宗教职业者，五行八作，无不为之。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他总是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站在善良、正义一边，嘲讽和捉弄权贵，揭露其丑恶和贪婪，鞭挞非义，伸张正义。其中特别是《阿凡提的故事》，早已跨越了民族的界线，阿凡提已经作为幽默、机智、公道、正义的化身，为全中国人民所熟悉。数百年来，这些笑话在新疆各族穆斯林中不断地流传、加工、充实和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园地上的珍品。
在新疆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中，蕴藏着内容深广、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和民间叙事诗。据说仅哈萨克族的民间叙事长诗就有200余首，世代为阿肯（歌手）们所传唱，其代表作有《陈尔帕米斯》、《阔布兰德》及《阿尔卡勒克》等。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更是名闻中外，它规模宏伟，风格粗犷，共有8部、20余万行，叙述了玛纳斯祖孙八代的英雄业绩，其中有惊心动魄的战争描绘，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奇异迷人的神话传说，引人入胜的风土人情。这部充满强烈的英雄主义和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史诗，不仅是柯尔克孜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除上述作家所写的书面文学和民间文学之外，各族穆斯林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方面也有卓越的贡献。埃及著名穆斯林诗人蒲绥里（1212-1296）的优美颂诗《兖衣颂》，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由回族学者马安礼用诗经体裁译成汉文，名为《真境花园》，作为回族经堂教育的重要读本。1796年，维吾尔族文学翻译家帕佐里?哈姆希?叶尔坎迪，成功地将波斯人菲尔多希的名著《帝王书》译成维吾尔文。1811年，维吾尔族诗人艾里?马纳赫，收集并翻译了中亚和新疆20多位著名诗人的诗作，将其汇编为《巴雅孜》维吾尔文诗集。此外，如纳训译的《一千零一夜》，马兴周译的《阿拉伯童话》，马坚译成阿拉伯文的中国《论语》等等，对加强中国人民与阿拉伯、波斯、中亚人民的相互了解、文化交流，都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
(二)中国穆斯林文学的特点
首先，中国各族穆斯林的文学作品，明显地接受了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在文学形式上，那些以《福乐智慧》为代表的维吾尔古典文学著作，无例外的都采用伊斯兰教诗歌形式，以“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开始，前面几章都是赞主、赞圣、赞四大哈里发的颂歌。它们大多采用阿拉伯、波斯诗体的阿鲁孜韵律，即以长音节与短音节在一定形式下的变换和重复作为格律的基础，具体运用木塔卡里甫格式和玛斯纳维的双行诗形式，此外还常掺有一些被称为“柔巴依”（鲁拜体）的四行诗。这些诗歌形式，在阿拉伯、波斯、中亚地区是非常流行的。特别虽在这类诗歌各章的开头或中间，往往穿插一些阿拉伯文抄成的《古兰经》和《圣训》的片断，从而使其伊斯兰教气氛越加浓厚。哈萨克族长诗《四十个巴赫拉亚特》（《幸福的四十根树枝》）、《鹦鹉的故事》等，都采用《一千零一夜》那种连环结构形式，以统一而又各自独立的故事，构成一部部有几十个故事的汇集。维于尔族《阿凡提的故事》等笑话，与土耳其《霍加?纳斯尔丁的故事》、《波斯趣闻》、阿拉伯的《朱哈轶事》等，从形式到内容、风格都大体相似，表明它们之间具有共同的文化渊源。
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明显地接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古兰经》的经文，《圣训》中的语录，被大量引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涌入中国各族穆斯林的文学作品，如称笔为“改兰木”，称朋友为“朵司提”，称当今世界为“顿亚”，称天为“阿司曼”，称敌人为“堵土蛮”，称恶魔为“依卜哩司”等等。
在内容和题材方面，伊斯兰教的影响尤深。《古兰经》中的各种故事，圣先知们的传说，历代伊玛目、先贤、巴巴、筛海、阿訇和加、毛拉的逸事，在各族穆斯林中都有流传。源于阿拉伯、波斯的题材，经中国穆斯林的消化、整理、加工，成为优美动人的中国文学作品。如艾里希尔?纳沃依创作的爱情叙事诗《莱丽与麦吉侬》、《帕尔哈德与西琳》，另外如《伊斯坎德尔的传说》等，都属这类作品。反映伊斯兰教义，宣传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念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阿合买提?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就是其中一篇代表作。它没有具体情节，没有人物形象的塑造，通篇以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和《圣训》训戒世人。即使在那些汉学程度很高的古代回族诗人作品中，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多有流露。比如李贽的诗《富莫富于常知足》，海瑞的《游峰叹》，萨大滋的《慷慨吟》，萨都刺的《安分》诗及其大量怀古词，表达的人生观与《真理的入门》竟如出一辙，这与他们接受过伊斯兰教文化熏陶似乎不无关系。
第二，中国穆斯林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影响。
打开古代回族诗人的那些诗词集，会发现他们的文学形式、题材、内容、表现手法、语言文字，都是典型的中国作品。这是回族先民们入华后认真学习汉文化的结果，客观上它也符合穆罕默德关于到中国追求学问的“圣训”。众所周知，回回民族的形式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在元、明两朝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它的形成过程，是各族穆斯林与汉族人民密切交往、广泛通婚及学习汉族语言文化、把汉语作为本民族语言的过程。回族先民们的学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不仅学会了汉语、汉文，而且涌现了诸如蒲寿成、瞻思、高克恭、马九皋、丁鹤年乃至萨都刺那样雄踞元代诗坛的诗词大家。这些著名的回回学者和诗人，又以其杰出的文学创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宝库。
回回等族的民间文学，也受到汉族文化的明显影响。在回族群众中流传的许多知县、伊玛目断案的故事，如《拷问青石板》、《小寡妇哭坟》、《旋风告状》、《日断双钉》等，大多源于汉族人民流传的《包公案》一类的故事。它们经过回族民间艺术家们的再创作，揉进回族的人物、民俗、服饰、宗教语汇，在回族民间广泛传述。又如在云南回族中流传着一个《插龙牌》的故事，大意是说：回族少年赶旱承担了到龙宫求雨的任务，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清真寺取来了铜龙牌，打死了龙王，自己变作一条巨龙，给久旱不雨的大地带来了甘霖。显然，这种插龙牌求雨法以及龙王管降雨的神话绝非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只承认独一的真主，认为真主掌管世间的一切。回族也有求雨法，那就是诵经求主慈悯。所以，如果将“回族”，“清真寺”等词去掉，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一个回族故事，然而它确实在云南回民中流传着。
在维吾尔等民族的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汉文化的影响。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有唐代《坎曼尔诗签》的两个抄件，其一是维吾尔人坎曼尔写于元和十年（815）的三首汉文诗：《忆学字》、《教子》、《诉豺狼》；其二是坎曼尔在元和十五年（820）所抄写之同时代的汉族大诗人白居易（772-847）的名作《卖炭翁》。坎曼尔在《忆学字》诗中写道：“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迄今皆通习为之。”可见汉族文化唐代即已流传到西域，受到西域人民的喜爱和热情学习。《福乐智慧》成书于11世纪，即维吾尔族历史上的喀喇汗朝时代。当时的西域，是中西文化交流荟萃之地，既有浓郁的汉文化，又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福乐智慧》便是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福乐智慧?序言》的这句话明确道出了该书与祖国中原文化内在的密切联系。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这部长诗的一些哲学观点，与中原地区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中国各族穆斯林的文学既有共性，又有本民族的个性。爱祖国，爱人民，富有正义感，热情豪放，纯洁质朴，机智勇敢，顽强不屈，处事泰然，是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共性。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文化渊源、心理素质、审美趣味等不尽相同，决定了他们的民族文学具有各自不同的民族特点和风格。游牧民族的那些引以自豪的英雄史诗，充满了粗犷、豪迈的气魄；农业民族的文学，则通常表现出精深、细腻、富于生活哲理的风格。即以同属农业民族的维吾尔族与回族的情歌而论，其内容的表达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请看下面这首维吾尔情歌：
在那月亮皎洁的夜晚，
我俩来到阿帕霍加的墓前，
两手轻轻地放在胸前，
对着高高的陵墓发下爱情的誓言。
你指着那金色的墓顶说：
“我的心像那金子一样坚韧！”
我对着香妃的坟丘说：
“不怕一切恶势力的摧残！”
你激动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倒在你的胸前，
星星对着我们眨眼，
月亮躲进了云朵里边。
同样表达青年男女忠贞不渝爱情的回族情歌，却没有如此缠绵和富有风韵，而是使用一种粗犷刚劲、率真耿直、大胆热情、火辣辣的方式。如：
桂花的窗子桂花的门，
大老爷堂上的宫灯；
杀人的刀子接血的盆，
丢我的尕妹是不能！
铁匠打上个钢刀来，
皮匠们做的个鞘来，
尕妹妹拿出个真心来，
小阿哥豁出个命来！
这种刚劲耿直的民族风格，在那些回族诗人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李贽在《不是好汉》一诗中写道：
志士不忘在沟壑，
勇士不忘表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
愿早一命归黄泉！
这样的诗句表达了作者为追求真理而绝不屈服于反动势力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