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文历算 元代中西交通畅通，便利了中外文化交流。随着中亚、西亚大批穆斯林的来华，发轫于倭马亚时代，繁荣于阿拔斯时代的穆斯林的科技文化也被带到中国来。1267年，以穆斯林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为代表的中国天文学家在北京建立了观象台，他们将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大批“回回书籍”和天文仪器加以研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许多新的天文仪器，如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象仪等7种天文仪器，用来观测天象、观测昼夜时刻，确定季节。这些仪器，大多设计新颖，结构精巧，观测准确，特别是扎马鲁丁制造的地球仪，填补了中国天文学研究方面的一项空白，否定和改变了中国人一直保持的“天圆地方”的概念，确立了地球的球形说。1271年，元朝政府正式建立回回司天台(后改为司天监)，任命扎马鲁丁为台长(提点)，专门研究天文历算。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对扎马鲁丁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记录更早的了。但是，扎马鲁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在历算方面，穆斯林建树更大。唐代的《九执历》就是来华穆斯林编订的。《新唐书》介绍该历的特点时说道：“《九执历》度法60，周天360度，无余分。”而中国的传统历法则以周天为365度。宋代以后，穆斯林在历算方面的贡献更大。961年，安徽穆斯林马氏的先祖，天文学家马依泽从西域鲁目(鲁目，即罗马，指原先为东罗马帝国所辖的安纳托利亚一带)来到中国，到中国经商，宋太祖发现他的天文学才华后，颇为赏识，便留下来充当顾问，并参与编撰应天历。他第一次将伊斯兰教的星期制度引人中国历法。马依泽不但熟知日月交食和五星方位的推算，而且精通阿拉伯天文星占。预报日食、月食和为帝王进行星占，这是历代帝王最为关心的日常天文工作，故宋太祖将他留备顾问，授职司天监。马依泽的预报日月食工作做得很出色，宋太祖御笔亲书，褒奖过他的贡献（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第154页）。 元朝曾一度使用金朝的《大明历》，但该历与实际天象相差较多。前面提到的穆斯林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于1267年(至元四年)编撰《万年历》，进献元朝政府，元世祖批准颁行，在中国社会通行14年，后来郭守敬借鉴穆斯林天文学的成果，创《授时历》。1313年(元仁宗皇庆二年)，另一位穆斯林天文学家可马刺丁又编制了一个历法，称《回回历法》。该历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教历，在中国穆斯林中通用至今。1382年(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朱元璋称赞“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为中国所无”，令翰林李翀、吴伯宗与穆斯林天文学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翻译藏于元都的穆斯林科技著作。第二年，《回回天文经》译成。马沙亦黑在序中称该书内容“极其精妙”。皇帝称誉马沙亦黑等穆斯林科学家是“不朽之智人”。
二.、医药学：据阿拉伯《科学书目》和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记载，从唐代到五代，穆斯林就曾将阿拔斯时代大医学家拉齐所译古希腊医学家盖伦的医学著作16卷带人中国。宋代，穆斯林的药物学和药材大量传人中国。南宋嘉定至宝庆(1208～1227年)年间任福建路市舶提举的赵汝适，在他所撰写的《诸蕃志》中，记载输入中国的穆斯林药材十几种，如乳香、没药、血碣、苏合香油、桅子花、蔷薇水、丁香、没石子、木香、阿魏、芦荟、珊瑚树、真珠、象牙、腽肭脐、龙涎等。这些药材都直接为中国医药学家所采用。元明时期，是穆斯林医药学在理论上概括、总结、成熟的时期，也是穆斯林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相互借鉴、相互吸收，走向交融的时期。 中国穆斯林不但翻译介绍了伊斯兰世界的医学、药学著作，而且还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研究，撰写了医学著作。这方面，应首推五代时期李珣的《海药本草》。在这部著作中，李珣记录了上百种药物，特别介绍了15种海外新药，并对这些新药的名称、形状、气味、主治、功能、用法都作了详细说明，李珣还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了中国传统医学著作，对其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正，并将传统中医学理论与海药特征、药味、药理作用结合起来，阐述了药物“相反”、“相恶”、“相需”、“相使”的功效。这部著作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知识宝库，刺激和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回回药方》是又一部穆斯林编纂的医药学著作。该书没有写作者名字，大概是集体合作完成的成果。原书三十六卷，现仅存残本四卷，藏刊匕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全书由汉文写就，但含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多种文字特征。这仅有的四卷计485页，约20万字。这部著作提到的药物种类之多，难以胜数，既有穆斯林传统药物，也有一些中药。该书把医学内容分门别类，堪称是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医学百科全书。这部书以叙方为主，方论结合，穆斯林药物与传统中药并用，既有中国式的丸、散、膏、汤，又保存有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药、油剂、糖浆剂等药，可以说是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结晶。宋岘先生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从几个方面肯定了该书的价值：第一，它传播了一种新的与传统中医学风格迥异的完整的医学体系，包括新的医术，新的卫生保健法。介绍给中国一种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医学成就；第二，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本草学；第三，丰富了中国古人的世界人文地理知识；第四，为解决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存疑提供了详细的考证材料（详见杨怀中、余振贵主编，宋岘等参编的《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第263～328页）。 另外，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大量穆斯林医方。
三.、建筑工程 一提到穆斯林的建筑，人们自然就会想到那高耸人云的宣礼塔(召唤楼)，那雄伟壮观的礼拜大殿。不错，清真寺建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穆斯林建筑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以历史悠久而论，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杭州的凤凰寺、扬州的仙鹤寺等，都堪称典型。以规模宏大而论，西安的化觉寺、喀什的艾提卡尔清真寺、西宁的东关大寺、循化撒拉族地区的街子大寺，都可以说是代表性建筑。这些建筑或为土木结构，或为砖石结构；或为中国古典式风格，或为阿拉伯——伊斯兰式风格；或为中阿合璧，土洋结合，真可谓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毫无疑问，各种风格的清真寺建筑反映了穆斯林建筑师们巧夺天工的建筑技术和独具匠心的审美观，表现了他们的智慧、情感和才华。然而，除了这些让人们习以为常的清真寺建筑外，穆斯林在民居建筑、城市建筑、宫殿建筑等方面，同样显示了其卓越的才华。在此，仅以元大都(今北京)的设计者亦黑迭儿丁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北京是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古代称蓟，春秋战国时期为燕国的都城；辽代建为陪都，称燕京；金灭辽后，正式在此建都，称中都；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国初期，都曾定都于此，先后称大都、京师、北平、北京。不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北京，既不是燕国蓟城的模样，也不是辽、金都的旧姿，而是在元代大都的基础上逐步改造和发展起来的。而元大都则是穆斯林建筑大师亦黑迭儿丁设计的。 1215年(宋嘉定八年)，蒙古人攻克金朝的中都，在掠夺完大量金银财富之后，将它付之一炬，使之化为灰烬，将其夷为平地。游牧的蒙古人建立了国力强大、威震四方的元帝国。这个帝国的皇帝，已不是从前的部落首领，他再也不能住在简陋的蒙古包里面。皇帝需要一座能完全显示其气派的宫殿；帝国需要一座能足以体现其国威的都城。而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到了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的肩上。 亦黑迭儿丁，西域人。1266年(元世祖至元三年)任管理宫殿和城市建设专门机构官员——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他受命设计建造元朝的都城——大都。首先，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进行了测量地形的工作，按地形的倾斜走向，铺设下水道，安装排水设备。然后，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蒙古人的心理，结合历史发展的条件和地理地形特点，制定了一个金城的总体规划和方案。为了充分体现封建社会皇帝的地位和权威，为了满足蒙古统治者惟我独尊的心理，亦黑迭儿丁将皇宫安排在全城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使之处于全城的中心点。同时，为避免城市设计的呆板和单一，他以一个建筑师的想像力，采取一种非凡的艺术手法，将庄严雄伟的宫殿建筑与妩媚多姿的自然景物结合起来，取得一种人工美与自然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神奇效果。 整座城市的具体布局和设计是这样的：以太液池及琼华岛(今中南海和北海)为中心，沿太液池两岸建三组宫殿。东岸属于皇帝的一组宫殿，叫大内，即今天紫禁城的前身。西岸分南北两部分，北有兴圣宫，南有隆福宫，分别属于太子和太后。连接东西两岸的是一座大桥，即今天北海大桥的前身。大内北面，即今景山公园一带，是宽阔的绿化带，有一桥梁将绿化带与其西侧琼华岛相连，这里名为“灵囿”，是当时的皇家动物园，饲养着一些珍禽异兽。三组宫殿群、太液池、琼华岛、灵囿，相互联系，浑然一体，成为整个都城的核心。环绕这个核心，筑起一道城墙，称萧墙，是为皇城。皇城外有三组建筑物，具有布局上的特殊意义：皇城东面，即今东四附近，有帝王祭祀祖先的场所——大庙；皇城西面，即今西四附近，有帝王祭祀土地和五谷的场所——社稷坛；皇城北面，今什刹海北岸，有钟楼(中心阁)和鼓楼(齐正楼)，是全城报时中心，也是城内最大的商贸中心。以钟楼为中心，在其东西南北建大城，其中东、西、南三面大城，每面都设三座城门，惟北面设二门，共11座城门。相对的城门之间，有宽广笔直的通衢大道，可通马车。城内街巷分4种：大街、小街、大巷、胡同。纵横相间的大街，将全城分为50个坊，每坊各有名称，是市民的居住单位（见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设计。正好体现了中国古代关于帝都建筑的理想：正方形的大城，四面各三座城门，城内有笔直的通衢；大城的中心，前为朝廷宫阙，后为商业市场；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坛，形成“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亦黑迭儿丁不愧为建筑大师，他的设计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基础。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今天当我们阅读这部历史时，不能忘记它的第一作者。
四.、文学 在文学领域，穆斯林人才辈出，佳作不断。早在五代和宋时，就出现了李询、蒲寿晟等著名诗人。元代文学人才更多，可谓群星灿烂。最著名的有高克恭、萨都剌、笃鲁丁、迺贤、丁鹤年等诗词大家。 高克恭(1248～1310年)，字彦敬，元大都房山(今北京房山县)人，主要作品有《房山集》。高克恭的诗作以抒发友情，描写自然景物见长，如《赠英上人》、《寄友》等诗作抒发了他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表现了诗人与朋友之间的珍贵友谊，借景抒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高克恭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一个画家。他以一个画家的细腻与艺术天才，描写自然景物，自有其高人一筹的地方，融诗情与画意于一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情景交融，独具特色。如《过信州》、《过弋阳》、《拍洪楼》、《夜山图》、《满目云山楼》等诗作就是如此。他的诗作被时人誉为“名人之作”、“文物之英”。 萨都剌(1272～1355年)，字天号，其先祖为西域穆斯林。其父因武功镇守代州，定居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遂成为雁门人，故他的诗词集称为《雁门集》。萨都剌的汉文化功底深厚，曾在元泰定四年以科举人仕，先后出任京口录事、达鲁花赤等职。萨都刺不是那种不体察民情，养尊处优，麻木不仁的官员，他为人耿直，感情丰富，喜怒哀乐，溢于言表。每有所感，必诉诸笔端，跃然纸上。他多才多艺，在诗词、绘画、书法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在诗词方面建树最多。《雁门集》共收集其诗作808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文笔清新，堪称一代“诗史”。其内容有揭示贫富对立，关心百姓疾苦，抨击贪官污吏的，如《鬻女谣》、《织女图》、《征妇怨》、《早发黄河即事》等；有控诉战乱、向往和平的，如《过居庸关》等，其中“生者有功挂玉印，死者谁复招孤魂”等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还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